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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病要小心:取证难、惩处轻、利益大……“医托”屡禁不止

什么是“医托”?简单的说,医托就是医疗骗子。医托本身还可能是患者、甚至是医生,令人难以防备。

今年6月,华商报记者多次报道了西安屡禁不止的“医托”问题。6月23日,西安市卫健委、市公安局、市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联合发文,开展集中打击整治“医托”专项行动。

然而,自9月中旬开始,记者又陆续接到不少有关“医托”的投诉。屡屡行骗的“医托”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链?西安集中打击整治“医托”专项行动成果如何?

一对母女被医托诱导购买了一大包中药
一对母女被医托诱导购买了一大包中药

回访:同一地多次改名注册的中医馆均发现“医托”

今年11月前后,记者记者收到投诉,又有多家新中医馆存在“医托”。在这些被投诉存在“医托”的中医馆中,广誉堂是西安市朱雀大街南段和明德东路交叉口西北角中医馆的第4个“名字”,这家中医馆每次改名后都被投诉存在“医托”。

多次改名进行诈骗的中医馆
多次改名进行诈骗的中医馆

2021年12月14日,记者第一次曝光了该处的“医健堂雁塔中医诊所”。市民杨先生在西京医院求医时遇到“热心大姐”“病友”等“医托”,并在“医托”引导下,前往医健堂雁塔中医诊所找退休“名医”问诊,花了1830元购买中药,事后发觉被骗。当天下午,记者同杨先生前往诊所,负责人很快为杨先生全额退款,但不承认雇佣“医托”。记者随后从雁塔区卫健局了解到,医健堂中医馆前身为“博康堂”,因接到不少涉及“医托”投诉被查处,博康堂中医馆随后注销,但在原址又开了医健堂雁塔中医诊所。

2022年3月23日,记者第二次曝光了该处的中医馆,名为“德鑫堂国医馆”。市民曹先生觉得德鑫堂国医馆有异常,于是进行了蹲守,发现好像存在“医托”。3月22日至23日,记者记者先后两天现场蹲守,发现确实存在“医托”,随即向雁塔区卫健局反映。据了解,德鑫堂国医馆的前身是医健堂雁塔中医诊所,记者第一次曝光后,其更名为“德鑫堂国医馆”。

2022年4月8日,记者第三次曝光了该处的“德鑫堂中医馆”。3月16日,来自甘肃的小美(化名)和大山(化名)在西京医院挂号时,先后被3名医托引导至德鑫堂中医馆找退休“名医”问诊,花了近8000元购买中药,回家后意识到受骗了。4月8日,记者记者现场看到,德鑫堂国医馆大门紧闭,门上贴的《通告》显示“疫情期间,门诊停诊”。旁边还贴着“店铺招租”信息。医馆负责人为其退款6000元,并告诉记者,中医馆已经不办了,坐诊医生已经离职,店铺目前正在转让。今年5月走访时,德鑫堂中医馆门头已经不在了。

10月27日,记者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,该处新开了“广誉堂中医馆”。11月2日9时30分,记者在该中医馆附近发现多人相伴走进中医馆。9时50分,记者进入该中医馆,大夫和多位“患者”迅速离开。前台一名正在付款的“患者”说,她去医院看病时偶遇了有同样病情的“病友”,在“好心人”的推荐下来到该医馆寻找退休“名医”看病。收据单显示,该患者需要支付近3000元药费。记者提醒她遭遇了“医托”,她意识到受骗后迅速离开。

与广誉堂类似,原址重新注册中医馆后被投诉存在“医托”的还有几家:泓森堂原名洪升堂,如今原址新注册了慈康堂;颐兰庭被曝光后,原址新注册了厚朴康源中医馆。

同一个地方的中医馆改名再诈骗
同一个地方的中医馆改名再诈骗

今年11月初,记者根据近年记者接到的投诉信息梳理了西安市近40家涉及“医托”投诉中医馆的股东、高管、控股公司信息,结合采访过程中了解的情况,发现不少涉“医托”投诉的中医馆背后存在联系。

西安市雁塔区至少6家涉及“医托”投诉的中医馆有内在联系,其中有的医馆在原址更名多次,但依然存在“医托”。例如,博康堂、医健堂、德鑫堂注册地址相同;慈康堂、泓森堂注册地址相同。

调查:医馆股东、高管交叉任职,曾有“医药公司”入股

记者梳理涉及“医托”投诉中医馆股东、高管信息发现,雁塔区有多家中医馆股东、高管任职存在相互交叉。具体任职信息如下:刘某强曾在博康堂、泓森堂、秦仁堂、慈康堂等4家涉“医托”中医馆任高管或股东;某涛曾在秦仁堂、博康堂、医健堂等3家中医馆任高管或股东;李某秀曾在德鑫堂、医健堂等2家中医馆任高管或股东。另外,泓森堂高管李某华为西安仁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股东,而该公司是泓森堂的唯一股东。

记者注意到,这些中医馆除2018年7月成立的泓森堂中医馆外,其余的均无公司入股。泓森堂的股东西安仁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2022年9月2日进行过更名,历史曾用名为西安仁医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,历史经营范围显示,“药品、中药饮品、中药颗粒、中成药……研发、批发、零售及网上销售”。另外,博康堂、医健堂、德鑫堂已关闭,目前同位置新开业的广誉堂,依然存在“医托”拉客现象。

碑林、莲湖、新城6家涉及“医托”投诉的医馆背后也有联系,上游疑似中药种植公司。

记者通过梳理涉及“医托”投诉中医馆注册地址信息、股东及高管信息、入股公司信息发现,景昊中医馆、朴敬堂、厚朴康源、颐兰庭、丰庆路诊所,西诚门诊部存在联系,具体梳理如下:陕西达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某云,对外投资了西安达朗景昊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、西安朴敬堂中医诊所有限公司,分别是景昊中医诊所、朴敬堂中医诊所的股东;陕西柏士康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某伦(今年11月初退出,更换为王某洋,两人在多家公司有合作),该公司旗下有莲湖康城门诊部、莲湖丰庆路诊所两家医馆,其中康城门诊部被曝光存在“医托”后注销;颐兰庭中医馆今年5月18日被曝光存在“医托”后关店,但同位置于6月8日成立了陕西厚朴康源医疗管理有限公司,该公司旗下先后成立厚朴康源碑林中医诊所、厚朴康源莲湖中医诊所,高管均有龙某文。

记者了解到,“达朗”公司与“柏士康”公司也存在关联。莲湖丰庆路诊所曾在今年4月被曝光存在“医托”,受骗市民称被“医托”引至丰庆路诊所就诊,复诊时被带到景昊中医诊所,后来景昊中医诊所退还了他在丰庆路诊所花费的医药费。

“达朗”公司与颐兰庭中医馆存在关联,记者走访发现,厚朴康源莲湖中医诊所与朴敬堂位置相同,该中医馆门头挂着“朴敬堂”,但走进店内却是“厚朴康源”牌匾。

根据天眼查信息显示,陕西柏士康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为“杨凌广阳生态农业工程”成员企业,该企业族群的主公司为“杨凌广阳生态农业工程有限公司”,股东为王某伦,公司“经营范围”中有中草药种植。

爆料:“医托”在各大医院划分地盘,有中医馆上游是中药种植园

11月初,记者记者联系到经营过多年中医馆的“深喉”周锐(化名)。他说,从人员配置角度讲,想要运营“医托”中医馆,至少需要十名“医托”,还需要有熟悉操作的药剂师、医生以及工作人员。

从成本方面讲,医生往往为固定薪资,每月6000元左右或每日200元左右。近年来,随着中药材的涨价,患者在“医托”中医馆花费的金额中,只有21%~26%是药材及运输成本。不过中医馆的中药一般由专门公司供应,或者医馆老板本身就有完整的产业链,先建立中药种植园,再控制多家中医馆,这样一来药材成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。

从势力范围讲,西安“医托”市场往往以其背后老板的关系为依托,在各大医院划分“地盘”:有的医馆专门从儿童医院拉患者;有医馆专门从红会医院、省人民医院拉患者;有医馆专门从西京医院、唐都医院拉患者;还有的医馆专门从交大一附院、交大二附院拉患者……若老板没有医院关系,手下“医托”被发现在某医院拉客,往往会遭到其他有关系“医托”的敌对,同时医院安保人员也会对其进行驱逐。

因为熟悉操作流程的人员相对有限,所以记者在采访不同涉及“医托”的中医馆时总能遇到“熟悉”的面孔。

揭秘:成本约20元中药卖到患者手里上百元,一次成交超千元

记者记者在此前的采访中,先后有7名患者提供了涉及“医托”投诉中医馆开的中药,基本上是15副药接近2000元。

为核实这些中药的实际价格,11月5日,记者记者带着这些中药前往西安某中药材批发商场走访。多名中药材店铺老板看过药后均称,这里面的药都很便宜,但不愿透露成本价,“你要是觉得药贵了,就别去那个中医馆了,私人中医馆都比批发市场贵。”但听说这些药每副都上百元时均表示“不方便透露多少钱,但肯定是比较贵”。

这些中药的成本价究竟是多少呢?记者记者从一名中药材店家处找到了答案。这名店家将多副中药分别倒出,仔细翻看后说:“这些草药都很普通,成本价不高,如果你有处方,我这里每副药10元至20元左右就能抓好。”记者询问:“成本怎么会这么低?”店家说:“干姜、路路通、五灵脂、陈皮……这些都很普通,以‘路路通’为例,十几块钱一公斤。”见记者不信,他招呼邻家店铺商家查看,对方翻看多副中药后称:“都是普通草药,每副成本不到20元,一般中医馆每副药会贵一二十元。”

按照记者在中药材市场走访了解到的情况,涉“医托”中医馆开具的15副中药成本价约300元,而卖到患者手中约为2000元,这些中药成本仅占患者医药费的15%至20%。

“医托”中医馆的灰色产业究竟有多大收益?今年5月至6月,记者先后蹲守了颐兰庭中医馆、珍元堂中医馆,均发现存在“医托”。在蹲守颐兰庭中医馆的30分钟内,先后有3名患者被“医托”带至该医馆。在蹲守珍元堂中医馆过程中,记者一上午遇到六七名复诊患者,被提醒后均意识到“上当受骗”。记者看到,他们都需要买2000元至4000元不等的中药。

“医托”问题由来已久,且在一些发达城市屡禁不绝,以其影响范围之广、时间之长,可谓社会之痼疾。

早在1998年12月,我国首次在国家层面开始“打击医托”。当时,卫生部与公安部联合下发《关于清理整顿非法医疗机构严厉打击医托违法行为活动的通知》,首次明确“医托”违法,由公安机关处以15日以下拘留、200元以下罚款。

尽管有了政策依据,但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取证困难、惩罚力度小等问题,卫生、公安等执法部门即便抓到“医托”,也因为“没有证据”很难有效打击,媒体曾报道了“80余名医托抓了又放,北京警方遭遇执法尴尬”的怪圈。

面对“取证难”等问题,我国从2010年开始逐渐通过多部门联合执法模式,推动部分“医托”案件落地。2015年7月6日,北京警方侦破特大“医托”诈骗案,抓获涉案嫌疑人150名,其中“医托”80余名、医疗机构工作人员60余名。在该案的推动下,9月19日,当时的国家卫生计生委、公安部、工商总局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开展依法查处打击“医托”诈骗活动。

2019年3月,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公安部、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医保局等八部委联合行动,开展为期1年的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,其中明确对“利用‘医托’、虚假诊断等方式欺骗、诱使、强迫患者接受诊疗和消费”的行为进行打击。

经过多部门联合打击,自2011年起,“医托”诈骗案屡屡被判。根据裁判文书网数据显示,2011年至2021年共公开了130余件“医托”相关案件的法律判决文书,大多数被以诈骗罪处置,其中北京18件,广东17件,山西12件,湖南10件,陕西6件。其中,2014年至2017年,全国公开的法律判决文书年均15件以上。2019年至2020年,全国共判决“医托”诈骗案近50起。

尽管国家对“医托”诈骗问题重拳出击,侦破了不少案件,但“医托”问题仍然面临难以根治的困局。

破局:推动中医行业透明化,压缩“医托”生存空间

北京市盈科(西安)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东晨律师说,“医托”是当今社会的顽疾之一,虽然社会对“医托”逐步形成了一些共识性看法,但无法拿出建设性意见,总是说不清“如何通过立法和完善法律体系来解决‘医托’问题”“如何建立长效联合执法机制”“公安部门如何破解‘药不对症’取证难”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,是因为“医托”现象难治理背后涉及法学上的刑、民、行交叉,导致看似问题简单,实则会出现“行业主管部门执法权不足,有执法权部门的对行业不了解,对行业了解的取证困难”“对个人损失不大,但受骗者众多”等问题。

刘东晨律师认为,“医托”整治破局之法,不仅在于健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,更在于斩断背后的灰色利益链。纵观我国20余年的“医托”整治之路,多部门联合执法无疑是目前最切实可行的办法。在此背景之下,今年6月23日,西安市卫健委、市公安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文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,开展集中打击整治“医托”专项行动,是地方政府对长效化整治“医托”、斩断“医托”利益链的探索与尝试,因此,本次整治行动中“卫健部门向公安部门移交的案件数量”“公安部门侦办案件情况”“市场监管部门查处违规情况”等成果,无疑会受到西安、陕西乃至全国各地的关注。

刘东晨认为,在西安“医托”整治大势的基础上,“医托”治理不应只关注表象,其背后的中医馆才是利益链的核心。在医托、中医馆、医师和药师这条利益链中,“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,捏造所谓的‘神医’‘名医’”均为手段,其根本是高价售卖低价药品,因此,进一步推动行业公开透明,是压缩“医托”中医馆生存空间的重要手段。

中药不够透明的价格、药品是否对症等都是取证的难点,同时也是灰色利益链关键,让处方进一步“透明化”,不仅是对患者的保障,也能进一步推动中药材价格的公开化以及药症是否对应的公开化。有关部门可通过推动立法、制定行业规范、加大处罚力度、制定市售价格标准等方式,让医师、药师必须给患者提供详细的处方;让处方明确所使用的药材、剂量及开具大处方的特殊原因;让医馆不得强制患者在医馆购药,有选择其他医馆或中药材市场购买的权力;让医馆不得以过高价格售卖低价药材……从而推动中医行业的进一步公开化、规范化。

有关部门不仅要建立公开的中医诊所不良执业行为记录制度,对违规操作、不合理收费、虚假宣传等进行记录,还应对已经证实存在“医托”行为的中医馆法人代表、高管进行联网记录,避免不断出现“换个马甲再出现”的反复中。同时,有关部门应该在医院、医馆等场所积极宣传防止“医托”的内容,使人民群众提高警惕,学会用合理合法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。此外,还应该加大安保人员的巡逻力度,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。

来源:华商报 记者 张鹏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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